《光刻机之战》发表后，得到超过60家科技和财经类公众号转载，“光刻机”这个对大众奇怪又陌生的词，通过贸易战和华为事件被放大了很多倍，让大家知道了中国制造最大的短板是什么。
我很有幸得到荷兰作者René Raaijmakers的支持，协助翻译一本讲述光刻机霸主ASML发展史的书：《ASML's Architects》。
René最终给出了问题的答案，那些了不起的人们才是光刻领域的贡献者，我们最应该歌颂的是勇于挑战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。
让我感到羞愧的是，我在之前文章中把所有成就都简单归功于公司头上。
ASM老板Arthur del Prado出生于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尼，父亲有犹太血统。
二十六岁时，他到硅谷旅行，见识到刚刚起步的芯片行业，便被深深吸引了。
毕业后，Del Prado带着一小片晶圆和500美元回到荷兰，创建了“先进半导体材料”公司，ASM就是公司的缩写。
Del Prado的公司很成功，他准确预判了芯片业的伟大前景，并梦想打造欧洲的硅谷，但是傲慢的飞利浦却多年都不理他。
直到1983年ASM在纳斯达克上市两年后，飞利浦的一位高管读报时才意识到这家伙还是有点钱可以聊聊的。
虽然Del Prado苦苦追求，但双方合作谈了一年多，飞利浦还是觉得ASM太小玩不了光刻机，并不看好其未来。
